孕产妇死亡率（模型估计值，每10万例活产中所占比例）
Maternal mortality ratio (modeled estimate, per 100,000 live births)
下载数据指标解释
World Bank official description / 世界银行官方说明
Maternal mortality ratio is the number of women who die from pregnancy-related causes while pregnant or within 42 days of pregnancy termination per 100,000 live births. The data are estimated with a regression model using information on the proportion of maternal deaths among non-AIDS deaths in women ages 15-49, fertility, birth attendants, and GDP measured us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PPPs).
可供参考的中文翻译：孕产妇死亡率是指每10万例活产中，在妊娠期间或妊娠终止后42天内因妊娠相关原因死亡的妇女人数。数据采用回归模型估算，使用的信息包括15-49岁女性非艾滋病死亡中孕产妇死亡的比例、生育率、分娩护理人员情况以及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口径与风险提示
- 本指标为世界银行通过回归模型估算得出，并非各国直接上报的统计值，模型中使用了GDP（PPP）、生育率、分娩护理人员比例等代理变量，存在模型假设引入的不确定性
- 数值下降既可能反映医疗条件改善，也与生育率下降导致分母变化有关，需结合生育率指标综合解读
- 不同国家孕产妇死亡定义和报告完整性存在差异，模型估算可能无法完全消除口径不一致问题
- 跨国比较时需注意高收入国家报告体系通常更为完善，而低收入国家可能存在较严重的漏报
- 2020-2021年世界数值出现反弹迹象，可能部分源于COVID-19疫情对孕产保健体系的冲击
- 中国数值已降至较低水平（2023年为16），进一步下降的边际空间有限，年度波动可能放大变化率波动
中国趋势
中国孕产妇死亡率自1985年以来呈现持续显著下降趋势，从1985年的每10万例活产125人下降至2023年的16人，累计下降幅度约为109个单位，2023年数值仅为1985年水平的约12.8%。下降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2000年间快速下降，年均减少约5-8人；2000年后降速趋缓但保持稳定，2022-2023年进一步降至16人的历史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20-2021年间出现小幅反弹（从20人回升至21人），可能反映疫情期间孕产保健服务可及性受到一定影响，此后恢复下降态势。
- 1985年数值为125人，2023年降至16人，累计下降109人
- 2023年数值为1985年水平的约12.8%，即降至初期水平的八分之一左右
- 1990年代前下降最为迅速，1990年102人降至2000年56人
- 2010年以来降速趋缓，2010年34人降至2023年16人
- 2020年出现小幅波动至20人，2021年微升至21人
- 中国数值已处于全球较低水平，进一步下降的边际空间有限，年度间小幅波动可能放大变化率
- 模型估算值可能与实际登记数据存在差异，不宜将估算值直接作为精确统计使用
- 下降趋势可能同时受益于医疗条件改善和生育率下降（分母效应），需结合生育率指标验证
全球趋势
全球孕产妇死亡率同样呈长期下降趋势，从1985年的每10万例活产460人下降至2023年的197人，累计下降263人，但下降幅度和速度均明显低于中国。2023年数值约为1985年水平的42.8%，约为中国降幅（12.8%）的三倍有余，意味着全球总体下降速度相对较慢。与中国不同的是，全球数据在2020-2021年出现更明显的反弹（从211人升至242人），这可能与COVID-19疫情对全球孕产保健体系的广泛冲击有关，此后2022-2023年逐步回落至203人和197人。全球下降趋势中偶尔出现波动年份（如1991-1992年的微幅回升），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步的改善进程。
- 1985年数值为460人，2023年降至197人，累计下降263人
- 2023年数值为1985年水平的约42.8%，下降幅度约为初期水平的一半多
- 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期降速相对较快
- 2008年后降速趋缓
- 2020-2021年出现明显反弹至242人，此后恢复下降
- 全球为覆盖所有国家的汇总指标，不同地区改善进程差异很大，简单比较全球与中国掩盖了区域内部分化
- 全球数值仍处于较高水平（197人），远高于中国（16人），差距约为12倍
- 2020-2021年反弹可能反映疫情影响，提示孕产保健体系的脆弱性
每十年变化摘要
| 十年区间 | 中国变化 | 世界变化 | 提示 |
|---|---|---|---|
| 1960-1969 | - | - | 人口与健康指标的十年变化通常较慢，应结合人口年龄结构、医疗体系、登记完整性和社会发展阶段解读。 |
| 1970-1979 | - | - | 人口与健康指标的十年变化通常较慢，应结合人口年龄结构、医疗体系、登记完整性和社会发展阶段解读。 |
| 1980-1989 | 0.8x | 0.9x | 中国该阶段比率降至期初值的0.832倍，略优于全球的0.872倍，两者差异较小，可能反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初步改善，全球则处于缓慢调整期。 |
| 1990-1999 | 0.6x | 0.9x | 中国该阶段比率降至期初值的0.569倍，而全球为0.870倍，差距显著扩大。中国的快速下降可能受益于医疗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助产服务覆盖率提升等多重因素，而全球改善相对缓慢，可能与部分高负担地区进展受阻有关。 |
| 2000-2009 | 0.6x | 0.8x | 中国降至期初值的0.625倍，全球为0.787倍，中国仍保持优势但优势有所收窄。可能的解释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基数已较低，进一步下降的边际难度增加，而全球更多受益于国际孕产妇健康干预项目的推广。 |
| 2010-2019 | 0.6x | 0.8x | 中国降至期初值的0.618倍，全球为0.818倍，中国优势基本稳定。中国在低基数水平上保持稳定下降态势，全球则受益于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下的加速行动。 |
| 2020-2029 | 0.8x | 0.9x | 中国该阶段比率升至期初值的0.8倍，全球为0.934倍，出现逆转。这一时期数值可能受疫情冲击影响，全球反弹幅度更大，中国在维持低水平方面表现相对稳健，但现有数据仅覆盖2020-2023年，后续趋势有待观察。 |
2023 年全部国家排名
排名已尽量排除 World、地区组和收入组，仅保留国家参与比较。排名高低应结合指标口径解释。
使用建议、常见误用与研究场景
数值较高通常意味着什么
较高的孕产妇死亡率通常意味着孕产保健体系相对薄弱，可能表现为产前检查覆盖不足、助产服务可及性低、紧急孕产救治能力有限、高危妊娠识别和转诊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的综合反映。
数值较低通常意味着什么
较低的孕产妇死亡率通常表明孕产保健体系较为健全，表现为产前检查普遍覆盖、专业助产服务可及率高、危急情况能够及时获得救治、新生儿和母亲安全保障措施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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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标为模型估计值，非各国直接统计，模型假设和数据质量差异可能导致跨国比较存在偏差
- 分母为活产数而非全部妊娠数，无法反映流产、死产等相关风险
- 数值受生育率影响（生育率下降会减少分母进而可能影响比率），不宜将下降简单等同于保健水平提升
- 不同国家孕产妇死亡定义和42天报告窗口的执行存在差异
- 在极低数值水平下，年度间随机波动可能造成较大百分比变化，解读趋势时需谨慎
- 模型中使用的GDP（PPP）变量可能引入经济周期相关的间接影响
使用建议
- 结合分娩时熟练医护人员在场比例（SH.STA.BRTC.ZS）一起解读，验证医疗服务质量变化
- 结合孕产妇死亡终身风险（SH.MMR.RISK）和绝对死亡人数（SH.MMR.DTHS）综合评估母婴健康状况
- 用于跨国家比较时注意数据质量和报告体系差异，低收入国家估算不确定性通常更高
- 结合产前检查覆盖率（SH.STA.ANVC.ZS）和新生儿破伤风预防率（SH.VAC.TTNS.ZS）等过程指标验证
- 分析长期趋势时使用多个时间段的数据点，避免仅凭个别年份数据下结论
- 在进行国际对标研究时，优先选择报告体系相近的高收入国家作为参照
常见错误用法
错误做法：直接用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16）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993）比较，认为中国表现"好"而其他国家"差"
正确做法：认识到这一指标反映的是孕产保健体系的综合结果，高数值国家的挑战往往源于系统性资源约束；进行国际比较时应选择发展阶段相近或保健体系特征相似的国家作为参照
不同国家面临的基础条件、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直接对标会忽略背景差异，容易产生误导性的价值判断；该指标本身不具有规范性意义，高低更多反映条件差异而非道德或管理水平高下
错误做法：将中国孕产妇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完全归因于某一单一政策或措施，如单纯强调农村医疗保险的作用
正确做法：将下降视为医疗基础设施改善、助产服务推广、住院分娩率提升、健康教育普及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结合相关过程指标综合分析
孕产妇死亡率下降是系统性工程，单一因素难以解释全部变化；过度简化可能导致政策启示偏差，不利于识别关键影响路径
错误做法：将2020-2021年世界数值的反弹（211升至242）解读为中国数据未受影响因此"更好"
正确做法：认识到反弹可能与全球疫情期间数据报告延迟或估算模型调整有关，中国数据也可能存在类似扰动；不同国家疫情影响时间和程度各异，简单的时间对齐比较可能掩盖真实差异
疫情对各国孕产保健体系的影响机制和时点存在差异，模型估算值可能滞后反映或低估实际影响，需要更多维度的数据验证
错误做法：将模型估计值等同于精确统计数字，在政策文件或学术论文中使用具体到个位数的数值进行高精度讨论
正确做法：在使用时说明该数值为模型估计值而非官方统计，承认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范围，讨论时使用适度精确度
模型估计本身包含对数据缺失国家的推算和代理变量引入的误差，不宜赋予超出其精度范围的置信度
实际应用场景
- 孕产保健体系发展对母婴健康的影响研究：评估住院分娩政策或基层助产服务推广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因果效应 被解释变量（核心结果指标） 可采用双重差分或合成控制法，将政策实施前后或不同地区的死亡率变化作为结果变量；需注意控制同期其他政策变化和经济发展因素，使用地区固定效应吸收不随时间变化的系统性差异
- 全球及区域孕产妇健康不平等分析：比较不同收入组或不同地区在孕产妇死亡率改善方面的差异及其决定因素 被解释变量（核心结果指标） 可使用面板回归分析收入水平、医疗资源投入与死亡率变化的关联；结合人类发展指数、卫生费用支出等控制变量，使用世界银行收入分组或区域虚拟变量识别结构性差异
- 孕产妇死亡率的性别健康公平研究：分析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女性获得孕产保健服务的公平性问题 被解释变量（核心结果指标） 可与孕产妇死亡终身风险（SH.MMR.RISK）结合使用，评估累积风险的性别和地区分布；控制城乡差距、教育水平等因素，使用分解分析方法识别不平等的来源
- 卫生系统韧性与孕产妇健康危机应对研究：评估COVID-19等公共卫生危机对孕产保健体系的影响和恢复能力 被解释变量（结果指标） 使用事件研究法比较危机前后死亡率变化轨迹；结合分娩熟练人员在场比例（SH.STA.BRTC.ZS）等过程指标，识别影响路径；注意模型估算在非常时期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
孕产妇死亡率（模型估计值，每10万例活产中所占比例）常见问题
孕产妇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数有什么区别？
孕产妇死亡率是每10万例活产中死亡的人数，反映相对风险水平；孕产妇死亡数是绝对死亡人数，反映总体公共卫生负担。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即使死亡率低，死亡总数也可能很高。分析时需根据研究目的选择使用，评估医疗保健质量多用比率，评估公共资源需求多用绝对数。
为什么不同来源的孕产妇死亡率数据有时差异很大？
差异主要来源于三方面：统计口径差异（部分国家计入妊娠相关并发症死亡，部分仅计入直接产科原因）、报告完整性差异（低收入国家漏报严重）、估算方法差异（世行模型估算、国家统计、调查推算等）。使用时应注意数据来源说明，避免跨来源直接比较。
中国孕产妇死亡率16属于什么水平？
从世界银行2023年模型估计数据看，中国16的水平在全球处于较低位置，与多数发达国家水平相近。但需注意这是模型估计值，实际登记统计可能有差异；且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已很有限，年度波动可能放大变化率。
孕产妇死亡率和总和生育率有什么关系？
两者存在间接关联：生育率下降意味着活产数（分母）减少，在死亡人数不变情况下会使比率升高，反之亦然。但孕产妇死亡率主要反映孕产期保健质量，与生育意愿、避孕可及性等生育率决定因素关系较弱。分析时应控制生育率变化的影响，或结合使用孕产妇死亡绝对数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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