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包括水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
Electricity production from renewable sources, excluding hydroelectric (% of total)
下载数据指标解释
World Bank official description / 世界银行官方说明
The share of electricity production from renewable sources of total electricity production. Electricity production from renewable sources, excluding hydroelectric, includes geothermal, solar, tides, wind, biomass, and biofuels.
可供参考的中文翻译：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的比例。其中，可再生能源（不含水电）包括地热能、太阳能、潮汐能、风能、生物质能和生物燃料产生的电力。
数据口径与风险提示
- 本指标不含水电，需与含水电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指标（EG.ELC.RNEW.ZS）区分使用，避免重复计算。
- 数值为发电量占比而非发电绝对量，一个小国的高比例可能对应远低于中国的绝对装机容量。
- 分母为总发电量，若总发电量增速远快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速，则该比例可能增长缓慢甚至下降。
- 部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统计口径可能不包括自发自用部分，跨境电力贸易可能影响最终数值。
- 不同国家电力市场化程度不同，调度机制差异可能导致相同资源禀赋下比例差异较大。
- 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电力基础设施统计不完善、数据修订滞后等问题。
- 地热发电在部分国家（如菲律宾、冰岛）占比较高，可能使该指标代表性偏离风能和太阳能主导的语境。
- 本指标采用现价百分比，未扣除通胀因素，与能源强度、经济效益等指标不在同一口径下。
中国趋势
中国可再生能源（不含水电）发电占比从1990年的约0.01%起步，经历了极其显著的增长过程。1990年至1999年间，该比例从0.011%小幅波动至0.245%，绝对水平极低；2000年后逐步提速，2009年突破1%，2015年达到4.56%，2019年突破9.5%，至2021年已升至约12.86%。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后中国该比例呈加速攀升态势，但进入2020年代后增速有所放缓，2020-2021年间的增幅（5.66个百分点）虽然绝对值可观，但相较于此前十年年均增幅明显收窄。这种放缓可能反映了中国在新能源发电快速扩张的同时，总发电量基数也在同步大幅增长，比例提升面临边际递减压力；也可能与消纳能力、电网接入瓶颈或统计口径变化有关，需结合相关变量进一步验证。
- 1990年中国该比例仅为0.011%，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 2021年该比例达到12.86%，为最新可用年份的当期最高值。
- 1990年至2021年，比例从约0.01%升至约12.86%，期末与期初的比值约为1174.6倍。
- 2009年该比例首次突破1%，2019年突破9%，2021年逼近13%。
- 2010-2019年间增长最为显著，从约1.6%升至约9.5%。
- 高比例倍数增长主要源于极低的期初基数，2021年的比例绝对水平（12.86%）在国际排名中仍处于中等位置。
- 比例提升部分原因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速超过总发电量增速，不能等同于绝对减排量。
- 未考虑电网消纳和弃风弃光问题，比例提升未必完全对应实际利用率的提高。
全球趋势
全球可再生能源（不含水电）发电占比从1990年的约0.85%逐步攀升至2021年的约12.42%，整体趋势与中国类似但节奏差异明显。1990年代初期该比例不升反降，1991年降至0.51%的局部低点；2000年后开始稳步上升，2010年约3.46%，2015年约6.63%，2019年约10.03%，2021年达到12.42%。相比中国，全球比例在1990年代增长极为缓慢（1990-1999年倍数约0.91），2000年后加速但绝对增幅不如中国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该比例在2010年代后半段（2017-2021年）增速明显加快，这主要受益于全球风能和光伏成本的快速下降以及主要经济体政策推动。2020年代初期（2020-2021年）全球增速约为4.18个百分点，相较此前十年年均增速有所提升，但整体增长轨迹更为平稳和渐进，未出现中国那样的爆发式起步。
- 1990年全球该比例为0.85%，1991年降至0.51%，为1990-2021年间最低点。
- 2021年全球该比例达到12.42%，为当期历史最高值。
- 1990年至2021年，比例从约0.85%升至约12.42%，期末与期初的比值约为14.54倍。
- 2000年该比例首次突破1%（达到1.46%），2012年突破4%，2019年突破10%。
- 2000年代和2010年代全球比例均保持持续增长，未出现显著回调。
- 全球平均由众多国家加权平均得出，部分高比例小国可能拉高均值，需结合国家分布理解。
- 不同区域可再生能源发展节奏差异显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处于高位，而许多低收入国家仍处于起步阶段。
- 全球加总数据未考虑各国产能结构、政策周期和技术成本的跨国异质性。
每十年变化摘要
| 十年区间 | 中国变化 | 世界变化 | 提示 |
|---|---|---|---|
| 1960-1969 | - | - | 该阶段变化应结合指标定义、宏观背景、统计口径和缺失年份进行审慎解读。 |
| 1970-1979 | - | - | 该阶段变化应结合指标定义、宏观背景、统计口径和缺失年份进行审慎解读。 |
| 1980-1989 | - | - | 该阶段变化应结合指标定义、宏观背景、统计口径和缺失年份进行审慎解读。 |
| 1990-1999 | 22.3x | 0.9x | 1990年代中国该比例倍数增长约22.3倍，主要源于极低的基数效应——期初比例不足0.02%；同期全球比例基本持平甚至略有下降（倍数约0.91），反映出发达国家在核电稳定发展背景下该比例提升有限。中国的高倍数增长并不意味着绝对规模已赶上全球，而是反映了从极低基数起步的追赶过程。两者差异可能主要源于基数效应而非实质增长路径差异，建议结合绝对发电量数据验证。 |
| 2000-2009 | 5.3x | 2.2x | 2000年代中国该比例倍数增长约5.3倍，全球增长约2.18倍。中国增速约为全球的2.4倍，但中国期初比例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一阶段差异可能反映了中国风能和早期光伏起步后与全球同步扩张的态势，基数差异仍是主导因素。两者增速均较1990年代显著提升，可能反映全球能源转型共识的初步形成。 |
| 2010-2019 | 5.8x | 2.9x | 2010年代中国该比例倍数增长约5.83倍，全球增长约2.90倍。中国增速仍约为全球的2倍，但中国该比例绝对水平已接近全球均值（2019年中国约9.5%、全球约10.0%）。这一阶段中国增速领先可能更多反映真实能源结构调整力度差异，而非纯基数效应——此时中国该比例已不具备极低基数的优势。其差距可能与中国大规模风光投资政策和成本优势有关。 |
| 2020-2029 | 1.2x | 1.1x | 2020年代初期（2020-2021年数据）中国该比例倍数增长约1.21倍，全球约1.08倍，增速均明显放缓且差距大幅收窄。中国增速仅略高于全球（差值约0.13倍），可能意味着中国该比例已接近一定规模后边际提升难度加大，也可能反映总发电量扩张对比例的稀释效应。需要结合装机容量增长数据和总发电量增速进一步验证。 |
2021 年全部国家排名
排名已尽量排除 World、地区组和收入组，仅保留国家参与比较。排名高低应结合指标口径解释。
使用建议、常见误用与研究场景
数值较高通常意味着什么
该比例较高通常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电力结构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占据更大份额，反映出更强的清洁能源电力供给能力和更高的可再生能源渗透率。
数值较低通常意味着什么
该比例较低通常意味着电力结构仍以化石燃料为主，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相对有限，清洁电力供给占比较低。需注意部分国家可能水电比例很高（不含在本指标中），其实际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可能并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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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指标为占比而非绝对量，小国的高比例可能对应远低于大国的绝对装机容量，不宜直接用于横向比较清洁电力规模。
- 不含水电，无法反映水电大国的实际可再生能源电力结构全貌。
- 比例受分母（总发电量）增速影响，总发电量快速增长可能稀释比例提升效果。
- 未反映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波动性、储能和调峰配套程度，以及实际消纳水平。
- 不同国家统计报告频率和口径存在差异，跨国可比性受限。
- 部分地区地热发电集中度高，可能使该指标偏离风能和太阳能主导语境。
- 不含电力进口净流入/流出，跨境电力交易可能扭曲本地比例。
使用建议
- 结合可再生能源发电绝对量指标（如EG.ELC.RNWX.KH）综合评估发展规模与结构。
- 结合水电指标（EG.ELC.HYRO.ZS）获得完整可再生能源电力图景。
- 结合化石燃料发电比例（EG.ELC.FOSL.ZS）观察能源转型的替代效应。
- 结合总发电量增速和GDP数据，分析比例提升是否伴随经济同步增长。
- 结合电力传输损耗率（EG.ELC.LOSS.ZS）评估可再生能源输送效率。
- 关注消纳相关指标，比例提升不等于完全消纳。
- 进行跨国比较时注意人口和地理差异，优先使用绝对量指标做规模比较。
- 分析长期趋势时注意基数效应，结合绝对值和倍数变化综合判断。
常见错误用法
错误做法：用中国该比例的绝对值（12.86%）直接声称"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已超过德国"
正确做法：对比各国该比例时，要结合具体年份的排名数据和趋势方向进行说明
不同国家统计口径、报告年份和计算方法存在差异，直接用单一数值比较可能产生误导，需要基于官方排名数据和时间序列综合判断
错误做法：将中国该比例的倍数增长（1174倍）解释为"中国清洁能源发展远超全球"
正确做法：将倍数增长与绝对比例水平结合说明，并区分基数效应和真实增长
极高的倍数主要来自1990年极低的期初基数，2021年12.86%的比例绝对水平仍处于国际中等位置，倍数增长不能等同于发展程度超越
错误做法：用该指标替代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来评估能源转型规模
正确做法：评估能源转型规模时应优先参考绝对发电量指标（如EG.ELC.RNWX.KH）
占比指标反映的是结构比例而非绝对规模，一个比例高但总发电量小的国家，其实际清洁电力产量可能远低于比例较低的大国
错误做法：将不含水电的可再生能源比例与含水电的可再生能源比例直接对比
正确做法：使用EG.ELC.RNEW.ZS（包含所有可再生能源）进行包含水电的综合分析
水电在部分国家占比极高（如挪威、巴西），剔除水电后的指标与包含水电的指标代表不同的能源结构维度，混用可能导致对可再生能源结构的误解
实际应用场景
- 可再生能源电力渗透率与碳排放强度脱钩分析：研究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是否随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升而改善 explanatory variable（自变量） 以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为核心解释变量，引入GDP增速、工业结构、煤炭价格等控制变量，使用面板回归或时间序列方法，检验比例提升对碳排放强度的边际影响。注意控制电力需求增速对比例的稀释效应。
- 能源转型路径的跨国比较：对比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的增长轨迹 comparison variable（比较变量） 选取中国、美国、德国、丹麦等典型国家，采用合成控制法或双重差分法，将可再生能源占比作为能源转型程度的核心代理变量，分析政策干预（如补贴、碳定价）对比例提升的因果效应。需注意不同国家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差异。
- 可再生能源发展与电力系统灵活性需求：分析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升对电网调峰和储能需求的影响 mechanism variable（机制变量） 以该比例为关键机制变量，结合电力传输损耗率（EG.ELC.LOSS.ZS）和峰谷电价差等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比例提升是否通过增加系统波动性而提升灵活性投资需求。建议结合风电和光伏装机容量数据进行细分。
- 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与经济增长的EKC验证：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成立 robustness variable（稳健性变量） 在传统EKC回归模型中，将化石燃料发电比例替换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或加入该比例作为能源结构控制变量，检验结论是否稳健。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可能独立于收入水平影响环境质量，影响EKC形状判断。
- 电力结构变化对能源进口依赖的影响：分析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升是否降低能源净进口比例 outcome variable（结果变量） 以能源净进口比例（EG.IMP.CONS.ZS）为被解释变量，以该比例为关键解释变量，引入人均GDP、产业结构等控制变量，检验可再生能源发电替代化石燃料是否减少能源进口。需要注意中国煤炭自给率较高，该比例提升对能源进口的影响可能弱于油气依赖国家。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包括水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常见问题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不含水电的比例目前是多少？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不含水电）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约为12.86%。该比例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从1990年的约0.01%逐步攀升至当前水平，但与国际领先国家（如丹麦约78.9%）仍有差距。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是不是越高越好？
该比例反映清洁电力占比，理论上越高越有助于低碳转型。但比例过高可能带来电网消纳和调度挑战，需配套储能扩容和电网智能化。此外，该比例为占比而非绝对量，小国高比例可能对应有限绝对规模，不宜单纯追求比例而忽视供电安全和经济效益。
为什么中国这个指标增长那么快，但感觉和国际差距还很大？
这主要因为1990年时中国该比例极低（约0.01%），极高的倍数增长主要来自超低基数效应。2021年约12.86%的比例在国际排名中处于中等位置，绝对规模（发电量）已居世界前列但占比仍有提升空间。基数效应和绝对水平是两回事。
水电不算可再生能源发电吗？
在本指标中，水电被单独列示，不包含在内。可再生能源（不含水电）主要包括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生物燃料。世界银行另有专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指标（EG.ELC.RNEW.ZS）包含水电部分，两者口径不同。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和化石燃料发电比例是什么关系？
两者存在互补替代关系。当可再生能源（不含水电）发电比例上升时，通常意味着化石燃料发电比例有所下降。但总发电量的快速增长可能部分抵消这一替代效应——即化石燃料发电绝对量仍可能增长，只是增速慢于总发电量。评估能源转型需结合两者综合判断。
为什么这个指标2020年后增速似乎放缓了？
2020-2021年数据显示中国该比例的倍数增长（约1.21倍）明显低于2010年代的年均水平（约5.83倍每十年），可能原因包括：比例基数已较高导致边际提升难度加大；总发电量快速增长对比例的稀释效应；或统计口径差异。建议结合绝对发电量增长数据和装机容量数据进行验证。
丹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为什么那么高？
2021年丹麦该比例约为78.9%，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这主要受益于丰富的风能资源、大规模风电装机、完善的电力市场互联以及欧盟碳定价政策推动。但丹麦作为小国，其绝对发电量远低于中国，且高度依赖与邻国（挪威、瑞典、德国）的电力跨境交易。比例领先不等于绝对规模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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