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和受薪工人(占就业总人数的百分比)

Wage and salaried workers, total (% of total employment) (modeled ILO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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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代码:SL.EMP.WORK.ZS所属主题:社会保障与劳动力:Economic activitySocial Protection & Labor: Economic activity

2025最新有效年份
173最新年份有值国家
265历史上有数据经济体
53%总体缺失率

指标解释

World Bank official description / 世界银行官方说明

Wage and salaried workers (employees) are those workers who hold the type of jobs defined as "paid employment jobs," where the incumbents hold explicit (written or oral) or implicit employment contracts that give them a basic remuneration that is not directly dependent upon the revenue of the unit for which they work.

可供参考的中文翻译:工资和受薪工人(雇员)是指持有明确(书面或口头)或隐含雇佣合同的工作类型(即"带薪就业工作")的工人,其基本报酬不直接依赖于其工作单位的收入。

数据口径与风险提示

  • 本指标基于国际劳工组织(ILO)模拟估计,不同国家调查方法和数据收集体系差异可能影响跨国可比性
  • 部分发展中国家家庭调查覆盖不足,可能低估非正规就业规模
  • ILO模型估算涉及统计插值和调整,实际值可能与调查原始数据存在偏差
  • 中国数据最早可追溯至1991年,无法与更早历史时期直接比较
  • 就业状态分类依赖受访者自我申报,可能存在归类主观性偏差
  • 女性和青年群体在就业结构中的代表性可能受数据缺口影响

中国趋势

趋势解读

中国工资和受薪工人占比从1991年的约42.6%持续上升至2025年的约62.3%,长期增长趋势清晰。1991至2007年间增速相对较快,年均提升约0.8个百分点;2008年后增速逐渐放缓,2010年代年均提升约0.5个百分点,2020年代进一步降至约0.3个百分点。2010年后增长斜率收窄,可能反映中国就业结构转型已从高速阶段进入相对平稳的成熟阶段,未来进一步提升空间可能有限。

  • 1991年约42.6%,2025年约62.3%
  • 1991至2007年约16年间增长约10.6个百分点
  • 2008至2024年约16年间增长约7.8个百分点
  • 2010年代增长约3.7个百分点
  • 2020年代(2020-2025)增长约1.8个百分点
  • 数据最早始于1991年,1990年代前的变化无法观察
  • 增速放缓是结构性转型完成的信号还是转型空间尚存,需结合产业结构和劳动法规等变量验证
  • 本指标包含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的受薪工人,无法区分雇佣关系的质量和保障程度

全球趋势

趋势解读

全球工资和受薪工人占比从1991年的约47.6%波动上升至2025年的约53.6%,整体增幅约6.0个百分点。1990年代至2010年代中期呈渐进式增长,2019年达到约53.8%的历史峰值,2020年出现小幅回落约0.5个百分点,其后基本维持平稳。与中国相比,全球增长幅度明显较小且波动更平缓,反映了全球劳动力结构转型的渐进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异质性的综合效果。

  • 1991年约47.6%,2025年约53.6%
  • 2019年约53.8%,为历史最高点
  • 2020年约53.3%,较上年下降约0.5个百分点
  • 2010年代增长约2.5个百分点
  • 2020年代(2020-2025)增长约0.3个百分点
  • 全球数据是各国数据的加权平均,掩盖了区域内和国家间的显著差异
  • 2019年后增速大幅放缓,部分反映了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和产业结构趋于稳定
  •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就业结构差异巨大,聚合数据难以反映单一趋势

每十年变化摘要

十年区间中国变化世界变化提示
1960-1969--该阶段变化应结合指标定义、宏观背景、统计口径和缺失年份进行审慎解读。
1970-1979--该阶段变化应结合指标定义、宏观背景、统计口径和缺失年份进行审慎解读。
1980-1989--该阶段变化应结合指标定义、宏观背景、统计口径和缺失年份进行审慎解读。
1990-19991.1x1.0x该时期中国受薪就业占比提升幅度(期终约为期初的1.12倍)显著高于全球(1.01倍),可能反映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和城镇单位就业扩张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结构性转型驱动了更明显的就业正规化趋势。
2000-20091.1x1.1x该时期中国倍数(1.13倍)仍高于全球(1.05倍),但差距较1990年代有所收窄,可能意味着中国就业结构快速转型的高峰期正在过去,逐步向更平稳的增长阶段过渡。
2010-20191.1x1.0x该时期中国倍数(1.09倍)与全球(1.05倍)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可能反映中国就业结构转型已趋于成熟,剩余提升空间逐步收窄,而全球其他地区仍在经历相对更显著的正规化进程。
2020-20291.0x1.0x该时期中国倍数(1.03倍)与全球(1.00倍)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至很小水平,可能意味着中国受薪就业占比已进入高度稳定的平台期,进一步提升的边际空间已非常有限。

2025 年全部国家排名

排名已尽量排除 World、地区组和收入组,仅保留国家参与比较。排名高低应结合指标口径解释。

排名国家代码数值
1Qatar
卡塔尔
QAT99.2
2Bahrain
巴林
BHR97.6
3Kuwait
科威特
KWT96.8
4Norway
挪威
NOR95.1
5Oman
阿曼
OMN95.0
6United Arab Emirates
阿联酋
ARE94.9
7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SAU94.5
8United States
美国
USA93.9
9Russian Federation
俄罗斯
RUS93.7
10Belarus
白俄罗斯
BLR93.2
11Brunei Darussalam
文莱
BRN92.7
12Denmark
丹麦
DNK92.1
13Germany
德国
DEU91.9
14Japan
日本
JPN90.9
15Cyprus
塞浦路斯
CYP89.8
16Sweden
瑞典
SWE89.8
17Luxembourg
卢森堡
LUX89.7
18Jordan
约旦
JOR88.8
19Israel
以色列
ISR88.7
20Lithuania
立陶宛
LTU88.5

使用建议、常见误用与研究场景

数值较高通常意味着什么

受薪就业占比较高通常意味着就业正规化程度较高,劳动合同保障更完善,社会保障覆盖率可能更高。反映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正规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强,劳动关系法律框架相对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化水平较为成熟。

数值较低通常意味着什么

受薪就业占比较低通常意味着农业和自营职业在就业结构中占比较高,反映劳动力市场正规化程度不足,劳动合同覆盖率有限。劳动者更多依赖非正规就业渠道,缺乏系统性劳动保护和福利保障,职业稳定性和收入保障可能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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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指标基于国际劳工组织(ILO)模拟估计,不同国家调查方法和数据收集体系差异可能影响跨国可比性
  • 部分发展中国家家庭调查覆盖不足,可能低估非正规就业规模,导致受薪就业占比被高估
  • ILO模型估算涉及统计插值和调整,实际值可能与调查原始数据存在偏差,需审慎解读绝对数值
  • 该指标无法区分正规就业与正规部门内非正规劳动关系(如劳务派遣、临时合同工等),就业质量信息不完整
  • 女性和青年群体在就业结构中的代表性可能受数据缺口影响,特定群体分析需补充专项调查数据

使用建议

  • 使用时建议结合ILO原始调查数据和各国统计口径说明,交叉验证指标数值的合理性与一致性
  • 分析长期趋势时应结合中国工业化进程、城镇化率和劳动法规演变等背景变量,理解增长动因
  • 跨国比较研究应优先选择发展阶段相近的国家作为对照,或采用人均收入水平分组分析
  • 解读地区差异时应考虑产业集聚程度、外商投资规模和劳动监察力度等因素的影响
  • 研究就业质量时需补充工资水平、工作时长、劳动争议发生率等配套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常见错误用法

错误做法:直接用该指标对不同国家进行排名比较,认为排名靠前国家就业质量一定更好

正确做法:比较跨国数据时应关注长期变化趋势,结合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进行分组对比,不宜直接进行静态排名

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差异巨大,受薪就业比例受历史路径和制度环境强烈影响,静态排名无法反映就业质量的真实差异

错误做法:将该指标等同于高质量就业或良好劳动关系的代理变量

正确做法:该指标仅反映就业正规化程度,受薪就业不等于高质量就业,正规部门内部同样存在工资低、劳动强度大、权益保障不足等情况

就业质量评估需要综合考虑工资水平、工作时长、劳动保护、职工福利等多维度因素,单一指标无法全面刻画就业质量全貌

错误做法:将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简单归因于中国劳动法规更严格或劳动者保护更好

正确做法:应结合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城镇单位扩张速度和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理解差距来源

中国受薪就业比例增长主要反映经济结构转型和正规部门扩张,而非单纯的劳动保护制度完善,简单类比可能产生误导性结论

错误做法:基于单一年度数据进行短期政策评价,忽视了该指标的长期结构性特征

正确做法:政策评价应基于至少10年以上的长周期数据,关注结构性拐点而非短期波动

该指标反映的是就业结构的深层变化,短期内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但恢复较快,政策对结构性变化的影响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

实际应用场景

  • 中国就业正规化进程的长期趋势与驱动因素研究:分析1991-2025年中国受薪就业占比持续上升的长期趋势及其结构性驱动因素 被解释变量 采用时间序列分解方法,将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分离,结合工业化率、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变化验证驱动因素,避免将周期性波动误读为结构性转型
  • 金砖国家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比较研究:选择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作为对照,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受薪就业比例变化路径的异同 比较变量 应控制人均收入水平、工业化阶段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关键变量,选择可比性强的样本区间,采用面板协整方法检验长期均衡关系
  • 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正规化影响的实证分析:考察平台经济和灵活用工模式发展对传统正规就业比例的影响方向与程度 机制变量 需结合平台就业规模、零工经济占比等补充指标构建机制变量,注意区分平台企业中的正式雇佣与灵活用工形式,同时考虑统计口径可能尚未覆盖新型就业形态
  • 劳动法规实施对就业正规化效果的稳健性检验:以《劳动合同法》实施为契机,采用断点回归设计检验劳动保护制度对就业正规化率的因果效应 稳健性检验变量 将受薪就业占比作为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验证主分析结论的稳健性,同时应考虑企业可能通过调整用工形式规避法律约束的策略性反应

工资和受薪工人(占就业总人数的百分比)常见问题

受薪就业比例高说明就业质量好吗

受薪就业比例反映就业正规化程度,但不等同于就业质量。正规就业内部存在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劳动保护等多维度差异,同一指标无法全面刻画就业质量全貌。评估就业质量需综合工资水平、工作时长、社会保障覆盖率和劳动争议发生率等因素。

中国受薪就业比例为什么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受薪就业比例较高主要源于1990年代以来快速工业化进程和城镇正规部门大规模扩张,反映了经济结构从农业为主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的一般规律。同时需注意ILO估算口径与中国实际统计体系可能存在差异,具体数值解读应审慎。

该指标近年增长放缓说明什么问题

2010年代以来增长斜率收窄,可能反映中国就业结构快速转型的高峰期正在过去,逐步向成熟稳定阶段过渡。但放缓是结构性转型完成的信号还是转型空间尚存,需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劳动法规演变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变量综合判断。

可以用这个指标研究非正规就业问题吗

该指标与自营就业者占比存在互补关系,可用于间接理解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趋势。但指标本身无法区分正规部门内的非正规劳动关系(如劳务派遣工),研究非正规就业问题还需补充非正规就业专项调查数据和分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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