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后的储蓄： 二氧化碳损害（占 GNI 的百分比）
Adjusted savings, carbon dioxide damage (% of GNI)
下载数据指标解释
World Bank official description / 世界银行官方说明
Cost of damage due to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use and the manufacture of cement, estimated to be US$40 per ton of CO2 (the unit damage in 2017 US dollars for CO2 emitted in 2020) times the number of tons of CO2 emitted. This indicator is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of 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which is the total income earned by all residents within an economic territory during an accounting period. It is equal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lus earned income receivable from abroad minus earned income payable abroad.
可供参考的中文翻译：二氧化碳排放损害的估算成本，以化石燃料使用和水泥制造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基础，按每吨CO2约40美元（以2017年美元计算的2020年单位损害）估算。该指标以占国民总收入（GNI）的百分比表示，GNI是一定核算期内一个经济领土内所有居民赚取的总收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境外的应收 earned income减去应付境外的 earned income。
数据口径与风险提示
- 本指标使用统一的碳损害定价（每吨碳约40美元），该价格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各国的实际边际损害或社会偏好
- 1960-1989年间的中国数据缺失，无法分析该阶段的变化趋势
- GNI增长率与CO2排放量的相对变化方向共同决定指标走势，需区分是减排成效还是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 该指标衡量的是碳排放的经济代价占总收入的比重，而非碳排放总量的绝对水平
- 碳损害估算采用全球平均价格，未考虑各国的差异化影响，如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更高的适应成本
- 跨国家比较时应注意能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对指标的显著影响
- 该指标属于"调整后储蓄"框架的一部分，单独解读可能忽略与其他调整项的相互关系
中国趋势
中国该指标从1990年的约7.28%持续下降至2021年的约2.75%，整体呈现显著下行趋势。这一变化表明，相对于国民总收入，中国的碳排放经济代价占比大幅下降。从十年维度观察，1990年代该指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走势，1993年曾达到约8.36%的峰值；进入21世纪后，除2003-2007年出现小幅反弹外，整体下降趋势较为稳固，2010年代后稳定在3%左右，2021年降至数据期间的最低点。这种长期下降可能反映了中国在能效提升、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进展，但也可能部分受到GNI增速持续高于碳排放增速的影响。
- 1990年该指标值为7.28%，1993年升至8.36%（数据期间最高点）
- 2000年约为5.19%，2010年约为4.00%，2021年降至2.75%（数据期间最低点）
- 从1990年到2021年，最新值与最初值之比约为0.38，即降至最初的约38%
- 1990年代（1990-1999）期末值为期初值的约0.71倍
- 2000年代（2000-2009）期末值为期初值的约0.81倍
- 2010年代（2010-2019）期末值为期初值的约0.77倍
- 数据仅覆盖1990年至今，1980年代及之前缺乏可靠数据
- 该指标下降可能源于碳排放量减少，也可能源于GNI增速更快，或两者共同作用
全球趋势
全球该指标从1990年的约1.05%波动上升至2021年的约1.56%，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与中国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全球指标在1990年代温和上行，2000年代趋于稳定，2010年代明显攀升，2020年后有所回落但仍高于1990年代水平。这种长期上升轨迹表明，全球范围内碳排放的经济代价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增加，可能反映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增长尚未被相应的经济增长所抵消，或者碳排放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该指标在2020年达到约1.62%的峰值后，2021年小幅回落至1.56%，可能部分反映了全球经济放缓和能源转型加速的共同作用。
- 1990年该指标值约为1.05%，2021年升至约1.56%
- 从1990年到2021年，最新值与最初值之比约为1.48，即增至最初的约1.5倍
- 1990年代（1990-1999）期末值为期初值的约1.16倍
- 2000年代（2000-2009）期末值为期初值的约1.04倍
- 2010年代（2010-2019）期末值为期初值的约1.20倍
- 2020年达到约1.62%（数据期间最高点）
- 全球指标是各国家数据的加权或简单平均，具体计算方法需查阅官方文档
- 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能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差异显著，简单平均可能掩盖异质性
每十年变化摘要
| 十年区间 | 中国变化 | 世界变化 | 提示 |
|---|---|---|---|
| 1960-1969 | - | - | 该阶段变化应结合指标定义、宏观背景、统计口径和缺失年份进行审慎解读。 |
| 1970-1979 | - | - | 该阶段变化应结合指标定义、宏观背景、统计口径和缺失年份进行审慎解读。 |
| 1980-1989 | - | - | 该阶段变化应结合指标定义、宏观背景、统计口径和缺失年份进行审慎解读。 |
| 1990-1999 | 0.7x | 1.2x | 1990年代中国该指标比值约为0.71（下降），而全球约为1.16（上升），这一反差可能反映了中国在该阶段后期开始推进节能减排政策，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碳排放增速超过经济增速，导致全球平均上升。需要结合中国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数据验证这一推断。 |
| 2000-2009 | 0.8x | 1.0x | 2000年代中国比值约为0.81，全球约为1.04，差距较1990年代收窄。这可能反映了中国重工业化阶段碳排放反弹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而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减排与新兴市场增排相互抵消，使得世界比值接近1。可能需要结合中国分部门排放数据检验。 |
| 2010-2019 | 0.8x | 1.2x | 2010年代中国比值约为0.77，全球约为1.20，差距再次扩大。这可能表明中国在该阶段的绿色转型政策开始显现成效，能源效率提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降低了碳强度；而全球层面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工业化使得碳排放经济代价占比继续上升。但应注意到全球比值可能受到个别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数据的影响。 |
| 2020-2029 | 0.9x | 1.0x | 中国与世界的阶段变化幅度接近，说明该指标在这一阶段更多表现为共同的周期性或口径性波动。 该判断仍应结合指标定义、相关变量和缺失年份理解，避免把单一比例变化写成确定因果。 |
2021 年全部国家排名
排名已尽量排除 World、地区组和收入组，仅保留国家参与比较。排名高低应结合指标口径解释。
使用建议、常见误用与研究场景
数值较高通常意味着什么
该指标数值越高，意味着碳排放对国民经济收入的扣除比例越大，即经济活动中的碳排放经济代价相对更高。这可能反映较高的碳排放强度、较低的能源效率，或两者兼有。
数值较低通常意味着什么
该指标数值越低，意味着相对于国民总收入，碳排放的经济代价占比越小。这可能反映能源结构优化、能效提升、产业结构向低碳转型，或经济增长未伴随等比例的碳排放增加。
鍙ｅ緞闄愬埗
- 统一的碳损害定价（40美元/吨CO2）无法反映各国实际情况的差异
- 该指标仅衡量碳排放的经济代价，无法反映生态损失、健康影响或气候风险等非经济维度
- 分子（碳损害）和分母（GNI）的核算口径在不同国家可能存在差异
- 该指标下降可能是由于GNI增速快于碳排放增速，而非排放绝对量减少
- 无法区分排放强度下降与经济结构变化各自贡献的大小
- 跨国比较时需考虑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能源禀赋等结构性差异
使用建议
- 分析时应同时考察CO2排放量绝对值和GNI增长率，以区分两者的相对贡献
- 建议结合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和碳强度（单位GDP碳排放）等指标进行多维度验证
- 进行跨国比较时，应优先选择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相近的国家进行对标
- 结合中国分部门排放数据，识别碳强度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
- 注意该指标与其他调整储蓄项（如资源损耗、污染损害等）的相互关系
- 解读长期趋势时应结合政策背景和技术进步因素，避免简单归因
- 对于全球指标，建议关注其变化的主要贡献来源国家或地区
常见错误用法
错误做法：将中国的2.75%与全球的1.56%直接对比，认为中国碳损害占比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得出中国环保工作落后的结论
正确做法：进行跨国比较时应选择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相近的经济体作为参照系
不同国家的能源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显著，简单对比可能掩盖中国在发展阶段上的相对表现；此外，该指标衡量的是占比而非绝对量，中国作为大型经济体，总量与占比的解读逻辑不同
错误做法：仅凭该指标的下降趋势，就认为中国碳排放量在持续减少
正确做法：应结合CO2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数据，判断排放的实际绝对量变化
该指标下降可能是由于GNI增速快于碳排放增速，即分母增速超过分子增速，而非碳排放绝对量减少；解读为减排成效需要排放总量数据支撑
错误做法：将该指标直接等同于中国的碳减排成本或碳税水平
正确做法：该指标是国际统一的理论估算值，反映的是碳排放的外部性成本，而非实际的政策性碳定价
中国的实际碳定价机制（如碳市场）尚在发展中，统一的40美元/吨CO2仅为世界银行的理论估算，与中国的实际碳价或碳税水平无关
错误做法：将1990年代至2010年代中国该指标持续下降简单归因于某项具体政策或历史事件
正确做法：应综合考虑能源效率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可再生能源发展、经济结构转型等多重因素
该指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政策或事件的解释可能过于简化；且本指标未提供1980年代及之前的数据，无法建立完整的政策前后对比
实际应用场景
- 中国碳强度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分析1990-2021年中国碳强度下降的主要贡献来源 被解释变量 可结合LMDI分解法，将碳强度变化分解为能源结构效应、能源效率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可控制人均收入、出口依存度等变量；该指标可作为稳健性检验中的被解释变量，验证分解结果的可靠性
- 碳排放经济代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考察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对碳排放经济代价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或机制变量 可采用面板回归，控制能源价格、研发投入、环境规制强度等变量；可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将产业结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验证产业升级是否有效降低了碳损害占比
- 中国与可比国家碳绩效的国际比较：将中国与同等收入水平或相似产业结构的国家进行对比 比较基准或控制变量 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或合成控制法，构建与中国的可比参照系；可控制发展阶段、贸易结构、资源禀赋等差异；该指标可作为结果变量，评估中国碳绩效在可比国家中的相对位置
- 能源强度与碳损害占比的协同关系分析：考察能源强度变化对碳排放经济代价的影响 解释变量 可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同时考察能源强度与碳损害占比的相互关系；可引入能源消费结构（煤炭比重）作为机制变量；注意区分能源强度改善与能源结构优化的不同作用路径
调整后的储蓄： 二氧化碳损害（占 GNI 的百分比）常见问题
这个指标说中国二氧化碳损害占GNI的2.75%，是什么意思？
这表示中国因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经济损害估算值约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2.75%。该数值是按每吨CO2约40美元的统一价格计算的全球平均损害成本，用于反映碳排放对经济的隐性扣除。数值越高意味着碳排放的经济代价占比越大。
为什么中国这个比例在下降，而世界在上升？
这可能反映中国碳排放强度在改善（相对于经济的排放增速在下降），而全球范围内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碳排放增长期，两种趋势叠加导致分化。但具体机制需要结合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更多数据验证。
中国这个比例从7%降到2.75%，是不是说明减排做得很好？
该指标下降说明相对于经济增长的碳排放代价在降低，但需注意这是占比变化而非绝对量变化。中国碳排放总量变化趋势需要查看CO2总排放数据来综合判断，不能仅凭占比下降就断定减排成效。
这个指标和碳排放权交易是什么关系？
两者不同。该指标是按统一价格估算的理论碳损害值（约40美元/吨），而碳排放权交易是实际政策工具，价格由市场决定。中国碳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与该指标的理论估算值没有直接对应关系。
为什么全球平均值在1.5%左右而中国是2.75%？
中国的比例高于全球平均，主要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较高，导致碳强度相对较大。而全球平均受到发达国家低比例和发展中国家高比例的混合影响，且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权重不同时，简单平均可能无法完全反映结构差异。
该指标下降一定是好事吗？
不一定。该指标下降可能源于三种情况：一是碳排放绝对量确实减少（理想情况）；二是GNI增速快于碳排放增速（分母效应）；三是经济结构向低碳转型。需结合碳排放绝对量和强度指标综合判断。
中国碳排放强度这些年有改善吗
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这得益于能效提升和能源结构优化。但强度下降与绝对排放量变化需区分：强度下降意味着每单位产出排放更少，但总产出增长可能导致绝对排放量仍在上升。两者结合才能全面评估减排进展。
这个指标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是一回事吗
不是。该指标是按40美元/吨估算的理论社会成本，属于国民收入核算中的调整项；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是实际市场交易价格。中国碳市场碳价目前约为每吨几十元人民币，远低于世行的理论损害值，两者没有直接对应关系。
下载数据
免费获取世界银行WDI完整数据集，包含调整后的储蓄： 二氧化碳损害（占 GNI 的百分比）等所有指标，支持按国家、指标或主题下载CSV、Excel和XML格式数据。
下载数据